《纪念司徒雷登》

原稿，伊诺，10-14-2009

在司徒雷登的生命中，有五十年是在中国度过，他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重回燕园，在其夫人身边。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章里，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被遮盖了。事实上对于善良的中国人而言，司徒雷登的确是一位永远值得尊敬的朋友，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朋友。

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司徒雷登 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 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 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 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北京东城区的盔甲厂胡同，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 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 低价出让。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 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共产党执政后，将北京大学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为原燕京大学校址，新校名为北京大学。

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 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 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 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 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 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

解除关押后，在蒋氏夫妇的介绍 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 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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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当 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 江。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7月2日， 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 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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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司徒先生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告别了中国。毛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

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开篇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 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 授和大学校长。

2008年11月17日上午 10点，在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一座已经挖好的墓穴前，在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司徒雷登的骨灰葬礼结束。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 授，更是一位教育家。最后黯然告别了他第二故土，在这里有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有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有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和燕 园。与司徒雷登曾经对中国的贡献相比，它似乎并不协调。司徒雷登晚年的遗愿是能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园的夫人身边；但是他的遗愿未能完全实现。在墓碑 上，大幅的头像下面，只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他经历了中国内战，经历了中国 传统价值观急剧转折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讥讽和谩骂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字中流出。今天毛所遗留的意识仍然在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并且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还在继续。

司徒雷登曾经期望的归宿，燕园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这里的学子以五四精神而自豪，以反帝反封建的叛逆与狂热而骄傲。不幸的是，司徒雷登的价值观与这个社会是不重合的，是冲突的，他的归宿与结局也就成为必然。也许他的骨灰永远不会葬在其夫人的墓旁，除非有一天，自由和民主成为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透过司徒雷登的归宿，人们似乎可以预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和结局，因为司徒雷登的归宿恰是这种关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