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兵谏

伊婷 ，10-06–2012

西安事变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和背景。在以往的宣传和教材中，它的正面作于被夸大。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解析历史，发现他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兵谏。

西安事变的起因从“剿共”开始 的。蒋奉行“先安内在攘外”的政策，坚持“安内”则完成统一，方可集中力量去对付日本。 于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由于蒋的第五次围剿至使中共被迫长征。 1935年在经过25000里长征后不足20000余众，也是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实力最低靡的时期，也面临被剿灭的危机。

军心涣散对西安事变没有直接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7年12月， 剿共却在1935年从时间和关系上没有紧密联系。当时的西北军，东北军被视为“杂牌军”。 每月只有3万块军饷，而嫡系正规军的军饷却12万之多，大多数的士兵因长期的在外漂泊背井离乡，多数殉国、伤亡的抚恤金也支付无望，导致在外流浪的亲眷处 境艰难，战争中的情绪低落是必然的。共产党只是看准了东北军的现状和把握时机，一曲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口 号来瓦解剿共军的士气，不必和他们真打。而蒋坚持“先安内在攘外”。张则认为自己人不必打自己人，“安内”势必削弱自己的兵力。事实证明，仅在直罗役战役 中张就失去了2个师的兵力，所以张反对内战，对剿共产生抵触。

张与中共的关系是西安事变的一 个重要因素。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参与“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也在抵制蒋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事态发展不容乐观。从1936年4月起，张开始了和中共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 鼎。1936年9月，中共与张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的东北军、杨的西北军形成了 “铁三角”。张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钱财、军需品、等物资，解决了红军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无药可医，张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

张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 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却因张不可靠为由遭到拒绝。中共与张联盟与抗日无关，而是反蒋来扩充自己和解决被围剿的危机。也会加大在国 际的影响与扩充实力上的薄弱，从而不被剿灭。在中共与张学良的多次秘密会谈，还有其战略攻心的情况下，张为了能够使背井离乡的士兵回归家乡，收复东北和亲 人团聚使动摇了剿共的决心。

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兵谏。 1936年12月4日，蒋抵达西安，给张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也是张正犹豫不决之时，蒋向张、杨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蒋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出于公心，屡次向蒋提意见，遭拒绝。蒋在大公报社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 社会各界不满。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剿共。12月9日，共产党组织爱国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活动，无疑给西安事变又 添了一把火，张杨进退两难，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促使了国共的第二次合 作，但中国并没有进入全民抗战的阶段，而是进入了另一场内战之中。从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其真正的目的。他说：要冷 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 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 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 下整个中国。所以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仅是给中共一个扩充和壮大的机会。

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由于西安事变的提前爆发，中国在国力与兵力没有更多的增加，当时中共仅有3万人，起不到作用。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在西安，日本则在东部，所以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的重大成就，只是少数人在为政变找的一个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