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透视中国》，涵石，思宇，2009年10月21日
在这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任何事件要成为现象都必须经过传媒。媒体想要捧红谁都可以。 传媒背后是什么力量驱动呢？
北师大教授于丹因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而名扬天下，对此人们褒贬不一。
于丹的角色是一个布道者，不是研究者。布道者的特点是，他把经典当作信仰的对象而不是研究的对象。这个区别就像是基督徒和基督教研究者的区别。所以于丹的语 言是一个传教士的语言而不是一个学者的语言。她好像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他好像把握了论语和整个人生和社会的绝对真理。当然，研究者面对的对象是同行专 家，布道者的对象是非专业的大众。她把孔子当作了世俗时代的教主，她自己是教主的代言人。
最近徐晋如主编了<解毒于丹>一书，该书收录了多位学者对于丹<论语>心得以及于丹<庄子>心得的质疑，这些文章从纠正于丹最基本的古汉语方面的知识性错误入手，以传世文献为立论基础，理清了被于丹误读的<论语>和<庄子>的部分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的前期，金陵大学的刘伯明先生就提出学者之精神可分五端，他认为学者应具自信之精神、应注重自得、应具知识的贞操、 应具求真之精神、必持审慎之态度。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
他早年公费留学德国，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季羨林主要研究梵文，吐火罗文，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繙译印度寓言故事和剧本。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相当冷僻，而且与传统国学没有多大关连。
半个世纪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担任了种种行政领导工作。文革初期他是造反派，后自己被打为黑帮。文革后复出又担任北大副校长等行政职务。因此后五十多年，他在学术上是没有甚么进展。
由於他旧日的学术研究相当冷僻，加以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所以在过去是极少人知道季羨林这个名字。只是在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他被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
他一生中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 <牛棚杂忆> 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
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 的兴趣大于国学。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季羡林在某些专门领域自有他们的独特贡献，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他是病者。季羡林自己在稍微清醒的时候，也曾公开承认过，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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