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言，03-27-2015
社会主义在中国随处可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词语。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数人似懂非懂。1992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被录入了政治教科书，学生以为：中国正在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走去。而事实 上，21世纪后，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发现，社会主义道路走了近70年的中国，距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远。
穷人的生活境况没有改变。1986年，国家确立了331个贫困县重点扶植。到了2013年，全国共有贫困县592个，越扶越多。贫困县的家庭每天收 入不到6块钱，一年不到2000元。陋室空堂，衣衫褴褛，上学无望，看病没钱，是贫困家庭的普遍特征，而这样的人在中国共有1.28亿。城市里，1986 年的职工工资平均为1271，2013年是51474，涨幅40倍；但这段时间里，物价平均上涨20-30倍，餐饮、服装方面上涨约50倍，住房、医疗方 面上涨约百倍，甚至千倍。在一线城市，许多市民不吃不喝的工作上百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相比之下，中国的富人“富得”令人难以想象。2000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10亿美元，到了2013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就达到了1287亿美元 （约8365亿人民币）。仅算海外消费，全球近一半的奢饰品被中国人买走，但持有护照的中国人却不到5%。在美国高校，许多中国留学生开着价值数百万的豪 车，享受着挥金如土的生活。2008年3月7日，中共高官曾庆红之子曾伟在澳洲以3240万澳元（约1.5亿人民币）购得一处房产，在澳洲房产交易史上排 名第三。有研究人员发现，在外的“中国富豪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官员背景。
官员背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家族给了我们答案。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1984年9月成立了康华公司，开始经商。凭借“父亲”，康华公司获得了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经贸部授出口经营权，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给免税待遇。至1987年，康华公司一共漏税 3056万元。1987年，经邓朴方发起和游说，时任总理李鹏批准成立了“大康华”，直属国务院，各级领导均由官员出任。1988年底，“大康华”已经拥 有下属公司171个，垄断了有色金属、钢铁等市场，邓朴方是最大受益人。此外，邓小平次子邓质方、大女儿邓林、三女儿邓榕，皆因“父亲”从而在各行各业顺 风顺水，赚得盆满钵盈。多少年后，人们才发现，邓小平的子女和亲戚都实现了“共同富裕”，而大多数百姓依然穷困潦倒。
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时间最长的国家，却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一些冒牌专家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那些经历过中国社会 的老人很清楚，社会主义只是一则具有欺骗性的口号。表面上追求数额上的财富均等，而事实上却被穷人用来造反，被富人用来宣传。今天，中国的富人们一边喊着 社会主义好，一边移民海外，把使人脑残的教育留给了后代
霏雪， 11-10-2014
“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sociare（社会），意指联合或共享。此词既有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的意味，也意指自由人之间基于一致同意而订立契约 的一种法律观念。在此基础上，社会的成员拥有公平，平等地位，基于公众利益，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中国共产党人同时扮演社会与公众 两个角色，在红朝推行社会主义。
自称社会主义政党的红朝，采用了暴力革命的政治观点。红朝党人建军伊始，盘踞于井冈山。此山山势雄伟，把守此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天然优势，自古以来为匪寨。红朝党人夺寨为营，诓民为兵，由发动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武装暴动而发迹。后抗日战争爆发，红朝党人与国民军队合作，合作是假，最终以暴力内 战取得国家政权却为真。自此，红朝党人改头换面，以救世主之名而易土匪之实，并对国军冠以“蒋匪军”之名。暴力革命让红朝党人甜头尝尽，因而贯穿于整个政 党的执政方针之中。
红朝政党称以社会主义为执政方针，却构建强调阶级的社会。红朝对外宣传，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国策，而在其政治书中，有这样一段点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和谐并不意味着否认矛盾和斗争。只有通过各种矛盾的不断解决，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完善和发展，才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目标。”教科书又说：“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需要不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不同。面对同一事物或行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 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由此观之，红朝党人口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造势，现实默许了阶级社会存在的矛盾与斗争这一必要因素。红朝政党心口不一， 教育扭曲不堪，因为矛盾与斗争成为红朝永恒向往的主题。
红朝领导人不懈地宣传社会主义是时代最终的主题，而红朝社会却是一个强调个人利益的社会。社会主义主张公共或整个社会作为整体，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马克 思主义观点，包括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而红朝社会没有一套基于经济需求和人类需要的收集生产并分配的系统，取而代之的 是一套自上而下的个人利益获取招数。在红朝社会，仅今年首季被查贪污受贿案件8222件，被查人数10840.而红朝臣民亦达到一种共识：无官不贪。词语 之由，并非莫名其故，它或许正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而今，在红朝的教育下，下至8岁小孩都梦想成为贪官。贪官可查可杀，而形成的贪婪之邪风却难以消绝。
红朝为掩盖邪风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以邪风步入特色发展之路。红朝领导人设计的这条特色发展之路，可追溯至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自深圳等沿海城市 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自红朝统治以来的一大跃进。由此，红朝大加赞扬主张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历史书上称之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设计 的总设计师”。而事实上，中国在红朝之前已是开放的国家；在红朝实行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经济逼至绝境，在这走投无路之时，资本主义成为救命稻草，而后却被 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红朝领导人将这种特色思想深入民众之脑，并把这种扭曲的价值与逻辑深植人心，通过宣传与教育。
红朝六十五年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将公平、平等和公众利益分与国民，而自己却身扮二角：代替社会拥有生产资料，代替公众获取利益。因此在红朝执政期间，红 朝共党官员是最大的“赢家”。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甘为奴隶，有的人陆续成为下一代“赢家”，拜红朝毁人不倦的教育所赐；而更多的人选择远离匪寨， 因为他们是正常人，也终将成为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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